人均可支配收入半年报：江苏首破“3万”，广东增速垫底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总量及增速高低错落，可视为区域产业经济版图的投影。以上海和北京为代表的头部区域，收入水平之高，首先源于高度集聚的现代服务业和总部经济效应。

上海4.68万元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背后是金融、贸易、航运等产业高度叠加与协同——高薪岗位密集分布造就收入高地——沪上工资性收入占比超六成；北京4.51万元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占比超65%，同样，首都高端产业对岗位的充沛供给支撑居民收入持续增长。

直辖市也面临一个隐忧：京沪津渝收入增速均未跑赢全国均值，其中京沪津增长不足5%。这提示我们，即便拥有强大总部经济、金融资源和政策优势的直辖市，在区域经济再平衡趋势下，也面临产业和人口结构调整带来的增速压力。

直辖市中增速最高的是重庆，上半年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全国线，也远高于邻近省份。这背后是近年来重庆对高技术制造业、汽车产业的持续押注和对金融、软件等新经济板块的布局。去年重庆汽车产量全国第二；今年1-5月集成电路产量增长65.4%。

如上所述，江苏人均可支配收入首破3万元大关，这既受益于传统制造业韧性，也离不开新兴产业发力。从电车到高端装备制造，从光伏到生物医药，新旧动能转换拓展就业增量和工资溢价空间，带动收入持续上涨。今年苏超爆红，文旅产业又给经济添了把火。

GDP龙头省份是另一番景象。上半年广东人均可支配收入2.71万元，增速4.5%垫底全国。这与其外向经济特征紧密相关：依赖出口的制造业对外部环境极度敏感，外贸形势不稳，影响高端制造和高新产业盈利水平，进而影响就业和工资增长。

值得关注的是，广东居民四类收入中，人均财产净收入增速（2.2%）最低。这意味着理财、出租和出让房产等收入增长乏力。考虑到“房地产仍是广东经济主要拖累项”的现实，财产净收入拖后腿就可以理解了。

在中部地区，安徽、湖北、湖南等省份虽保持领先，但仍面临产业层级不高、工资性收入占比不足的制约——对比沿海省份，制造业附加值不高、服务业收入天花板偏低，都是收入分布“卡位战”亟需突破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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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城乡收入差距最小

如果说人均可支配收入是一面镜子，映照的是经济的质与量，那么这面镜子里也藏着新的命题：如何让更多人分享到发展的红利。

从城乡分布看，上半年全国城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2.88万元、1.19万元，名义增速分别为4.7%、5.9%——全局性的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总量大、增速慢；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总量小、增速快，也是区域特征。

当前全国城乡收入比2.42：1，分区域看，东部沿海城乡差距更小——沪浙苏鲁津等地区城乡差距已收窄至2:1以内；中西部和东北一些省份差距明显——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2万元省份中，内蒙古城乡收入比最高，超过2.81：1。

城乡收入差距核心变量是劳动力市场化程度，本质是民营经济发达程度。畅通城乡劳动力流动、畅通产业间劳动力流动，分别可以消除城乡居民有效生产率差异和不同产业工资差。很显然，沿海经济区域、尤其服务业发达地区，劳动力市场化程度更高。

以浙江为例，数字经济发达，城乡劳动力效率差别较小，浙江城乡收入比1.67:1全国最小，且显著低于均值——这反映的是更多农村居民进入城镇就业和社保体系的现实。

上半年浙江人均工资、经营、财产和转移净收入分别增长5.4%、5.5%、2.6%和5.6%，这也意味着转移和经营净收入对整体收入增长贡献提升。对于民营经济发达，堪称“人均老板”的浙江来说，这并不令人意外。

总之，收入水平之争，本质上是产业之争、结构之争和分配之争。只有继续做大蛋糕、分好蛋糕，让更多人有机会端起饭碗，人均可支配收入这份民生答卷，才会更加厚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