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提级巡视，为什么是昆明

“比如，涉及某地领导干部的举报，可能不仅关涉其现任职务，也涉及其在其他地市、县区的过往经历。”汪玉凯说，若仅依赖地方系统内的常规巡视路径，往往难以穿透壁垒，既可能被层层截留，也可能因地方保护主义而被压制。而提级巡视则由更高一级巡视力量直接介入，绕开地方利益干扰，快速获取一手资料，实现对问题的精准识别与有效覆盖。

中国人民大学纪检监察学院教授汪亭友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提级巡视是巡视监督“无禁区”、治理权下沉与监督权上移相结合的重要制度创新。相比地方层级内部的巡视路径，这种“越级直查”的方式更容易穿透表象，发现隐藏更深、更具系统性的治理问题，更高效破解基层治理盲区。

“中央层面的提级巡视则更具制度牵引力与实际震慑力。”云南师范大学法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毛兴勤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中央巡视组对地市一级的直接介入，不仅在操作层面通过重点案件带动系统治理、精准问责带来示范效应，更重要的是，通过“跨级垂直纠偏”的监督机制，能在地方干部中营造出“问题若不自查自纠，将引发更高层级介入”的震慑，倒逼基层治理向规范化、透明化转变，为巡视监督体系整体效能的提升注入持续动力。

昆明城市一角。图/视觉中国

逐步常态化

关于提级巡视的对象选择，《为何强调“必要时可以提级巡视”》一文也明确，要综合各方面情况，精准确定。比如，主要负责人为开展提级巡视的党组织管理、其他班子成员由下一级党组织管理的单位，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腐败问题易发多发的单位，干部群众反映强烈或发生重大舆情造成恶劣影响的单位等。

中国人民大学纪检监察学院副教授刘俊杰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提级巡视能够增强巡视的权威性、实效性，特别是对于那些可能存在利益关系复杂、监督难度大等特点的地区或领域。昆明作为首个被列为中央“提级巡视”的省会城市，反映了党中央对云南地区工作的高度重视，也释放出了强化地方治理、深化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政治信号。

“选择昆明绝不是偶然。”汪玉凯也指出，近年来昆明多位市级领导因腐败落马。根据公开报道，仅2024年以来，曾出任昆明市市长的张祖林、王喜良、刘佳晨、李文荣就先后被查，四人先后在昆明任市长时间从2007年至2025年，长达18年。因此，汪玉凯认为，此次提级巡视，是中央基于问题线索、舆情动态等多重因素综合研判后的决策。

“中央通过提级巡视的方式介入，既回应了社会关切，也有助于系统性厘清问题根源。”毛兴勤还指出，昆明作为云南省会、面向南亚东南亚的门户城市，同时承担边疆治理、生态保护等国家战略任务，其政治经济区位决定了巡视的制度必要性与样本价值。“结合各方面情况，昆明作为首个公开被提级巡视的地级市，应该说也不意外。”

汪亭友也认为，作为地级市中首个被公开提级巡视的城市，昆明的治理状况对全省甚至更大区域都具有辐射与影响力，凸显巡视必要性。

毛兴勤还提到，与以往中央对云南巡视中对昆明的关注程度不同，本轮提级巡视对昆明会体现出更集中的问题识别和“政治体检”力度，“包括聚焦政治生态，还对政策落实、反腐成效等进行靶向治理”，巡视队伍和手段也更为精准。据他了解，昆明的纪检监察机关已经着手前期准备工作。

从公开报道看，4月11日，昆明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强调，认真落实全国巡视工作会议暨二十届中央巡视省（区、市）动员部署会各项要求，充分认识政治巡视的重大意义，把接受中央巡视作为一次全面“政治体检”和对全市党员干部的一次党性锤炼，以严肃认真的态度自觉接受巡视监督，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会议还特别提出，要“切实把接受巡视、推动整改的过程转化为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推动改革发展的过程，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昆明实践提供有力保障”。

汪玉凯认为，一旦中央巡视在昆明明确“提级巡视”的方法路径，就有可能进一步完善整个巡视体系下沉地方的机制安排。可以预见，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的大背景下，提级巡视与联动巡视将会逐步常态化，成为巡视“工具箱”中的制度利器。

对于提级巡视工作，汪亭友认为，下一步还需进一步明确提级巡视与常规巡视、专项巡视的职责划分和权限边界，明确巡视流程如何确定、巡视队伍如何配置、如何有效克服地方“熟人社会”对监督的规避、巡视组如何充分发挥下一级党组织的作用，构建上下联动的协调机制等。

毛德兴则提出，提级巡视对干部级别和专业能力要求更高，如何突破地方信息壁垒、实现数据贯通，是技术性障碍之一。

更关键的是，确保问题整改以后不反弹是重中之重。毛德兴说，发现问题只是巡视的起点，后期整改、清单落实与成效评估才是治理关键所在，“如何在提级巡视结束后建立起持续化、制度化的整改机制，防止问题反弹，直接关系到制度成效的落地”。